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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事人而言，等级威严的法庭空间和样本中的法庭空间，其共同点是均为公权力场域，当事人不会忘却他们所处的始终是权力宣示场所——法院，其中法官始终是权力的掌握者。

解决人地矛盾，维护社会公平。珠海湿地是中国地方政府运用土地发展权理论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有益尝试。

此外，中国目前的土地权利立法多是重静态层面的土地权利而忽视动态层面的土地权利，且相关权利皆是从土地所有权中派生出的对所有权和使用权的限制。文章来源：《中国土地科学》2019年第6期，引用请以刊发版本为准。[①]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26] 珠海湿地通过赋予果农土地发展权，以政府出资租用、购买的形式，在保证果农继续经营果园（土地用途、现状不变）的同时获得土地发展权的对价，依靠政府的警察权和财政激励措施有效遏制经济人的自私性和土地违法事件的发生，推进十分珍惜、合理的土地利用和耕地保护国策的落实，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之目的，为创新中国土地权力体制，推进土地法治建设提供了蓝本。2014年《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再次强调，要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因此土地发展权的归属设置应基于公平分配的原则同时兼顾国家和失地者

珠海湿地源于素有广州南肺之称的万亩果园，20世纪90年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房地产开发、村民违章建房等使珠海区大量农地被占、果园被毁，湿地面积锐减，环境破坏严重。另一方面加强政府干预，以公平、正义为基础，通过税收手段完成土地增值的社会返还（国家、其他主体），实现土地增值收益的再分配，达到化解分配矛盾，维护社会公平之目的（图1）。[9]凯斯·桑斯坦：《风险与理性》，师帅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3页。

从这一整套风险控制逻辑来看，上述三个位阶的风险控制工具形成了从市场定价到政府定价，再由价格控制转向命令控制的体系化结构。若把社会进化史与法律发展史以时间顺序对应起来，将呈现出如下图景：随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从单一走向多元、从混沌一体走向结构分化，法律结构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诸法合体到部门法分立格局的演化。[63]当责任威慑存在较高的实施成本时，行政管制可以辅助责任威慑机制发挥作用，这是其互补性的体现。[7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3号)》，第2条将加害人无能力赔偿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情节作为定罪标准之一。

[34](2)侵权责任承担方式的多元化。[13]20世纪后期以来，风险领域的变化呈现出公私交融的趋势，作为回应，风险立法不仅要改变单一的私法自治局面，还要加强与私法的双向互动。

借助纵横交错的部门法协调机制，德国的部门法分立格局总体上呈现出乱中有序的动态规范体系，但这样的立法技术构造并未移植进入中国。这也提醒我们，大陆法系延续上百年的部门法分立格局，已经到了需重新评估的时刻。[46]于志刚：《关于民事责任能否转换为刑事责任的研讨》，《云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第一，面对不可归责于个人过错的公共风险，德国民法逐渐摒弃没有过错就没有责任原则，以特别法的方式发展出危险责任和风险归责，[22]其责任基础在于风险领域的划分，[23]划分标准是由多种要素综合形成的弹性评价体系，如利益获取、风险开启与维持、损害分散可能性、自我保护能力等。

毕竟，部门法划分的社会基础在今天不但没有消失，而且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和社会结构的多元分化至今仍在加深，需要改造的只是在风险领域打破部门法壁垒，构建开放的部门法体系[63]参见宋亚辉：《论公共规制中的路径选择》，《法商研究》2012年第3期。据此，行政管制与责任威慑之间的关系既存在互补性又存在替代性。立法上只有对二者进行功能主义的跨部门法比较，才能做出更理性的选择。

但公共风险却截然不同，它具有广泛的扩散性、蔓延性，其影响力远远超越紧密社会关系纽带的限制，并跨越时空界限和人类代际边界。(3)在《行政处罚法》中设置相应的引致条款，概括性地承认行业法就行政处罚与损害赔偿责任之间的协调方案所做的具体安排。

部门法之间的合作绝非历史的倒退，历史上的诸法合体只能与当时极其简单且尚未分化的社会结构相匹配，而当今的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和多元化，[64]尤其是风险领域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公私融合态势，基于公私法划分所构建的部门法分立格局及其理论范式，已无法回应风险领域的规制需求。第二次扩张与福利国家构建有关，国家通过供给匮乏物资、介入社会危机来管控风险。

退一步讲，即便不同风险领域的部门法合作方案可拥挤地并存于同一部法典中，但由于风险本身的发展变化，臃肿变形的部门法又不得不频繁修订，这不仅损害法典的稳定性，而且将带来高昂的修法成本。结语：对既定格局的超越任重道远 部门法分立格局既是中国效法的模板，又是风险立法应当超越的对象，因而必须辩证地看待。因此，人们对于较为严厉的法律制裁的反应是从事更少的会被制裁的行为。2.在行业单行立法中细化部门法合作方案 在打造开放的部门法体系基础上，不同风险领域的部门法合作方案须在行业单行立法中加以细化。德国行政法在该领域的贡献首推风险预防原则，只要一项活动对人类健康、安全和环境构成威胁，风险预防原则就要求对此采取行动，而无需科学上确凿的因果关系证据。[4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3号。

结合中国现行法来看，有关风险规制的立法也大多出现在以行业为基础的单行立法中，如《食品安全法》、《环境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67]其内容大都是由民法、刑法、行政法和诉讼法规范堆砌而成，但这些不同性质的部门法规范在实施层面仍然遵循各自所属部门法的逻辑独自展开。因为：(1)宪法层面的垂直协调机制依赖于宪法司法化的实际运作，并需要在宪法法院的主持下加以实施，这不符合中国法治逻辑，难以融入中国体制。

其中，违反行政管制标准的行为在侵权法上的效力已如前述，需要讨论的只是合规抗辩的效力。[27]参见劳东燕：《公共政策与风险社会的刑法》，《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风险立法当然也不例外。[18]源于德国的风险刑法理论与制度，参见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安全刑法：风险社会的刑法危险》，《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3期。

[51]这样的部门法壁垒显然无助于揭示部门法之间的优劣互补性特征，进而无助于风险控制工具的理性选择。立法者可据此调整法律责任的数额来改变行为人的需求结构，进而将风险总量控制在社会可接受的最优水平。[76]冯亚东：《罪刑关系的反思与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4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法释[2000]47号，已废止。

[55]这原本旨在描述商品市场的需求规律，但法经济学将其扩大适用于非市场领域(本文指风险领域)。当今中国社会呈现出私人风险与公共风险交织的局面，但公共风险尤为显著，这既有现代工业化的内生性原因(如食品添加剂的发明)，也有外在人为原因(如非法添加和掺杂掺假)。

摘要:  现代工业化引发的环境、健康、安全等公共风险极为特殊，风险控制已不再是纯粹的私法自治议题。由于它将管制时机前移，这无疑会制约现代科技发展，因而其在德国的适用受到利益权衡和比例原则的限制。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借鉴大陆法系部门法分立格局时，可能并未意识到部门法接轨的重要性，由于错过了立法前统一的体系规划，目前个别领域零星分布的部门法协调规则大都是事后缝补之作。[35]参见崔建远：《论归责原则与侵权责任的关系》，《中国法学》2010年第2期。

若规制不足，人类将面临更大的风险，例如核事故已经预示着人类自毁前程的可能。德国风险立法的结构性优势在于：(1)基于风险控制所做的民法、刑法和行政法改革，是在宪法教义学和统一的宪法价值统摄下所做的协同改造。至于其在特定风险领域如何摆放或组合搭配，则通过行业法作特别处理，具体的部门法合作方案也将在行业法中展开。一体是指三个位阶的风险控制工具将构成一个有机结合的风险控制工具体系，它们相互之间将呈现出一定的关联性、层次性和结构性。

[79]参见艾伦·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李静冰等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译后记第262页 作者简介：宋亚辉，法学博士，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其次是加强行政管制与责任威慑之间的合作。

对于前者，司法解释将交通肇事者缺乏民事赔偿能力的事实作为定罪考量因素之一。第二，随着风险控制成为一种国家任务，德国刑法也表现出积极应对的姿态。

制度上除了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的违法性要件存在关联性，以及罚款与罚金、拘留与自由刑之间存在折抵规则外，鲜有协调性制度安排。程序法的改革主要包括扩大原告起诉资格、转移举证责任、降低证明标准，例如《环境法》和《民事诉讼法》修订时增加的环境公益诉讼，这有助于更多的案件进入法院，并从整体上提高追责概率。